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8人之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先遣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崇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
何崇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使到时忙乱无措，请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年2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
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军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司令部很快于8月19日正式成立，并于20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
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月20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璧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璧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
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月20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
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月26日随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所第1纵队第1支队司令蔡寿元到达广州市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李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月12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月14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
广州先遣军总部于10月5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人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1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竹篮打水一场空
1945年8月初，国共和谈在重庆将要举行的消息已传出，并被确认。
8月29日，正当军统在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辞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
回到重庆，首先来到蒋公馆。“报告校长，戴笠奉命前来报到。”蒋介石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毛泽东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戴笠献计说：“还不趁这机会，把他……？”
蒋介石连忙说：“胡说！这回有美国人担保，你们可别胡来。”
戴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蒋介石指示说：“动员所有力量，一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戴笠马上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戴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
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他妈懂个屁！”
并立即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