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也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可能是唯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
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
门致中赶紧回答：“是。”
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静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1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
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申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
但熊系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
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
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派人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凤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
文强接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
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老板的指示，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熊斌又说：“日本天皇裕仁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我们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
熊接着说：“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公章印信的空白委任状对文强说。
文强回答说：“可以暂时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
熊斌说：“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活动。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以我之见，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我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善处理。二是由我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做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间，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即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派专人星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