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戴笠素有给领导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他的压力稍稍减轻。
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对此，戴笠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诉苦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
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蒋介石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工王已开始有了戒心。
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
（1）抗战期间全部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
（2）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也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
（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
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警察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等待回音。
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9月4日，蒋介石又令派CC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笠的一点安慰。
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宜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任命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也是如此。
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
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
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仅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以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
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他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象。蒋介石让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