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肯照他的办，那么皆大欢喜，不肯呢，杜月笙不惜自掏腰包，赔钱受累，在他的想法却是：什么人在甚等时候能有这种机会，花个三十几万大洋，把法兰西民主共和国和杜月笙，等量齐观地在天平上摆一摆，秤一秤，而其结果，居然是杜月笙的言词一句，远胜过法兰西的外交官信誉。
自此以后，杜月笙大步迈进，更上层楼。无分宇内海外，到处听说杜月笙的大名，老上海尤喜津津乐道：
“世界上呒没杜先生摆不平的事体。”
法国固曾出过拿破仑和巴尔扎克，但是经此一仗，至少在东方人的心目之中，虎头蛇尾，见利忘义，因而人人都在这么说：“法国人不是好东西！”
“吃亏是福”，以功利为先的外国人，有时候实在难以省悟中国哲学的奥妙。
杜月笙奇兵突出，倘若不是范尔迪在当年便因病告假返国，由于范尔迪的内愧和杜月笙的理直气壮，他极可能把范尔迪他纳人他的建制之下，而使他自己成为法租界的太上皇。
1930年间，有一天，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长刘湘，他部下的一名师长范绍增，专程拜访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知道吗？”
刘航琛点点头说：
“知道，但是我不认识。”
“我认识。”范绍增坦然地说：“他在上海帮了我不少的忙，譬如说采办军火呀什么的，这个人对朋友还算真诚热心，我欠了他不少的情。”
“啊。”
“因此，”范绍增开门见山：“我想送他两百担鸦片烟，这两百担烟我买好了，只花了十四万块钱。但是，照你督办署财政处的规定，我运这两百担的烟出去，要缴二十四万特税。”
“不错。”——刘航琛订定的鸦片烟特税，是每担一百斤，应缴大洋一千二百元。
“这批烟运出四川，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四十万元的特税。”范绍增扳着指头算：“二十四万加四十万，一共是六十四万元。特税要比烟价高出四倍之多。”
“是的。”
“宜昌该抽的特税，我没得办法，只好照缴。督办署财政处归你哥子管，你既然晓得我这票鸦片是送给杜月笙的，可否请你把这二十四万的税免了。”
“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件事必须请示刘督办，由他来批。”
“我不好当面去跟他说，航琛兄，请你帮我去讲一声，好不好？”
“好的，我给你讲讲看。”
于是，刘航琛找一个机会，便向刘甫澄（湘）提了：
“甫公，上海有个杜月笙，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就是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范绍增也没有见过。但是杜月笙帮过范绍增的忙，范绍增很想交他这个朋友，买了二百担鸦片烟，要送给杜月笙。范绍增托我来跟甫公说，既然是送礼，二十四万的特税，可否免掉？”
想了想，刘甫澄回答。
“范绍增要跟杜月笙交朋友，我何妨也跟杜月笙交朋友哩。这么样，你跟范绍增说，这二十四万的特税，算是我奉送给杜月笙了。”
刘航琛去把范绍增找来，告诉他刘甫澄允淮的经过，未后，再三叮嘱他说：“我虽然主管财政，但是，我管的是刘甫公的财政，他是主管，我是幕僚，对内有我跟他之分，对外，就只有他而没有我。所以，你要关照派去送礼的人，在杜月笙面前，要说是刘甫公看杜月笙的面子，免了这二十四万元的特税，万万不可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范绍增连声喏喏，走了。这二百担烟，后来运到上海，经张松涛之手，送给了杜月笙。
1931年元月，刘湘派刘航琛为特别代表，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陈述他统一四川的计划，并且声明将以统一了的四川，作为中国的一省，以四川深厚的人力物力，为中央所用，——统一全国，抵御外侮。蒋总司令聆悉刘航琛的报告，甚为欣慰，他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先拨轻机关枪两千挺，子弹三千万发，被助刘湘军事统一四川之用。
由于这批械弹需在上海具领，刘航琛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办理手续，他从南京起程，乘火车到上海北站。在月台上，一眼望见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他迎上去，握手寒暄。
“你是来接我的？”刘航琛问。
“我来接你。”徐次珩的神情略现紧张：“同时也是来送你。”
“这话怎么说？”
压低声音，徐次珩悄声告诉刘航琛：
“上海大亨黄金荣，要派他的学生刘颐漳，绑你的票。”
黄金荣要派人绑他的票？徐次珩说得刘航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刘航琛跟黄金荣无恩无怨，素乏一面之缘，他要绑刘航琛做什么？
还是徐次珩透露内情，是刘航琛这个财政处长的前任，对刘航琛久已不满，在四川省境，他拿刘航琛无可奈何。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