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深呀。”
他经常去奉天城，说那里有他一门近亲。李顺兴和他处得很亲近。日子长了，他们心贴得更近了。他问大曾顺：“曾顺哥，你见过共产党没有？”曾顺看着李顺兴说：“你咋问起这个来了？刀李顺兴说：“大柜他们怕共产党，我倒要看看共产党有啥可怕的。”曾顺说：“我想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呗，可能心眼好使。”李顺兴说：“曾顺哥，你的心眼也够好使的。”曾顺撩撩眼皮说：“我也在找共产党呢！咱们心眼好使才能找着。”李顺兴听着从怀里掏出块旧白纸，上边歪斜地写着“共产挡”三个字。他问道：“曾顺哥，我从你教的字里，挑出这三个字，共产党是这么写吧？”曾顺看看这三个字，心想，这个粗手大脚的李顺兴写出这么三个字费多大力气，用了多大心思呀！于是说：“你写对了两个字。这是挡风的挡。你识字认真用心，把这三个字折腾出来了。”于是他把共产党的“党”字写出来。李顺兴搓着手说：“这三个字意思我还琢磨不全。”曾顺说：“你再琢磨琢磨，我也琢磨琢磨，也许能弄懂。”从此曾顺给李顺兴讲压迫，讲剥削，讲阶级……听得李顺兴中了迷。有一天他又写几个字来，曾顺一看是“共产党真好”。他看着李顺兴说：“怎么，这几个字又是从我教的字里折腾出来的？”李顺兴摇摇头说：“是从心里折腾出来的，装在我心里了。”
从打曾顺来到矿山，矿工们想的多了，常常谈起大柜和把头，总是愤愤地说：“说到底，到底谁养活谁呀！”
这天早晨，下坑的工人都堆挤在吊罐跟前，把头和日本守备队又来了凶劲儿，用钢丝鞭子和洋镐把往吊罐里赶矿工，象把牛马往闷罐车里赶一样。
曾顺看着这种情况，对几个矿工一使眼神，矿工们呼啦一下离开了吊罐，大家谁也不往前走了。有的离远点站着，有的干脆坐下。
日本鬼子和把头傻了眼，大声喊着：“快下罐，误了工，不发工票。”
矿工们仍然不动地方。
把头又提着钢丝鞭子走过来喊：“你们要不干活吗？罢工吗？”
曾顺走出来说：“我们要是不干活，到这坑口来干啥呢？”
“干活为啥不下吊罐？”
“你们不拿矿工当人，象牛马似地往吊罐里赶，这样装吊罐摔死多少矿工了？”
“那你们赶快下吧，今天不打了。”
“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也不准你们打矿工！”曾顺大声问矿工们，“对不对？”
“对！永远不准打矿工！”矿工们齐声喊。
“你们说怎么办？”曾顺又问矿工们。
“定下一条规矩，今后下吊罐，由矿工维持秩序，一罐一罐往下送！”有个矿工走上前来讲着条件。
“拥——护——！”矿工们举起手里锹镐。
几个矿工这一声真是震得地动山摇，把头浑身打着哆嗦去报告鬼子。鬼子头来了，象拉磨的驴子似地在坑口转着圈儿，看看矿工这股劲头，只好点头答应了。
通过这件事，曾顺给矿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矿工们觉得这个山东大个不孬，主动来和他接近。
过了一段时间，矿山又逐渐恢复老样子，坑上坑下都严了起来，延长时间，不给发工票的事不断发生。还限制年岁大的矿工下坑。马入海不能下坑了。
马入海老大爷每天把吃喝给李顺兴和牟年荣做出来。牟年荣一端起饭碗就打唉声说：“矿工的命真苦。”他用筷子搅苞米面粥。这苞米面发霉变成了绿色，又酸又辣，仰着脖硬往下咽。
马入海老大爷说：“咱们矿工是喝稀的，干硬的，命该如此。”
李顺兴皱着眉头说：“命该活受罪！”
“顺兴你这话说对了，想死都不成。有一天我死了，躺在炕上，脸朝着天，也没有人理我。你说怪不，正是三伏天，我死了十天也没烂，没有生蛆，光从鼻子、耳朵往出爬煤渣，那每一块煤渣都长两条小短腿。阎王爷问这是个啥人物，从鼻子、耳朵里往出爬小黑人？小鬼说：‘他是刨煤的。’阎王爷对判官说：‘查查这个刨煤的为啥尸体不腐烂？’判官说：‘他们身上不是长的肉，全是煤。’阎王爷说：‘这个家伙是不是死了吗？’判官翻了老半天生死簿子说：‘按说这个人该死了，可现在还死不了。’阎王爷问：‘这是为啥？’判官说：‘人的寿数是根据接受阳光的时间来定的，他一天很少见阳光，算起来他才五岁！’阎王爷说：‘反正大蛆也吃不了他，那就叫他再活吧！”
牟年荣说：“后来怎么活的？”
马大爷拉长腔说：“后来嘛，你大姐拿块煤放在我的鼻子头上，我一闻见煤的气味就醒了。”
说完，马大爷哈哈哈笑了起来。
马大爷的女儿领着闺女小丫头，挎着筐走进屋，听见老爹笑得这么开心，就往炕上看看有啥值得大笑，不料和李顺兴对上眼光，赶忙低下了头。
小丫头跑到炕沿边上拉住马大爷的手嚷着：“老爷，你捡啥宝贝了这样笑？”
牟年荣叫了声大姐，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