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谈判。中方认为，日本应依照《九国公约》的规定，将胶济铁路修筑权无条件归还中国，但日方却倚仗其强大的武力后盾，主张中方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修筑权。
梁士诒的这种举动，以他亲日派的身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卖国行径，因此顷刻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直系首领们紧紧抓住这一把柄，向梁士诒内阁发动了猛烈攻击。
吴佩孚在1922年1月5日发出的通电中，对梁士诒的卖国媚外行径大张挞伐。他说：“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囊者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会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昆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此后的几天中，他又接连向全国发出了几份通电，其言辞之激烈、尖酸比上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带动下，直系的各省督军也纷纷发表通电，痛斥梁士诒，声援吴佩孚。
吴佩孚们的舆论攻势，打在梁士诒的身上，但却痛在张作霖的心里。张作霖非常清楚，吴佩孚们痛骂梁士诒，其矛头其实就是对准自己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他亲自出面致电北京政府，为梁士诒进行了极为苍白无力的辩解。虽然他也很清楚梁士诒的行为触犯了众怒，但他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势力将这股反梁飓风压一压。
但张作霖这回却打错了算盘！
他不出面还好，起码吴佩孚们不会拿到攻击他的由头；而他一出面，反梁的矛头立刻调向了他。吴佩孚发表通电指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主谋，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共当弃之！”
“梁士诒之主谋”、“全国之公敌”，这不是指张作霖又是指谁呢？吴佩孚还慷慨激昂地表示：“为民请命，甘效前驱！”
看来，吴佩孚已将他的矛头戳到了张作霖的眼骨眉心之上。
一场血腥的拼杀已在所难免！
反直三角同盟
北京各界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四十多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而且湖北督军萧耀南在吴佩孚的授意下。召集部下高级军官的紧急会议，商议驱逐梁士诒以及由湘鄂直接北上的问题。看到这种情况，大总统徐世昌坐不住了；他便向梁士诒示意，应该寻机下台了。梁士诒还寄希望于张作霖的支持，不肯立即辞职，愿意先请假暂避锋芒。1月23日，梁士诒托病请假去了天津。
1月25日，徐世昌总统宣布梁士诒因身体健康原因暂时不能主持内阁工作，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时兼任国务总理一职。
吴佩孚没用一兵一卒，仅用连续几天的讨伐电报，终于使梁士诒放弃了抵抗的勇气，躲到了天津，张作霖支持的梁内阁和交通系又遭到沉重打击。
张作霖对此十分恼怒，他在1月30日，直接发电报给徐世昌说：“愿钧座采纳卢督（永祥）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愿钧座整饬纲纪，使天下有真公理。要是是非不分，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
这封电报到了徐世昌的手里，徐世昌看完就知道张作霖的心思，那就是：吴佩孚干涉内政是一种破坏纲纪的行为，如果徐世昌对此不加以制裁，他就要联合其他力量代表北京政府加以制裁。
梁士诒也趁机在天津掀风作浪，煽动张作霖赶紧对直系用兵。于是从1月底到2月中旬，张作霖不断扬言要用武力对付直系。直奉两系的矛盾，已尖锐到了极点。
对于吴佩孚的挑战，张作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广泛建立反直联盟，不敢单独出兵作战。他希望其他力量先打头阵，把直系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后，由奉系出兵，以举手之劳获得决定性胜利。
张作霖先了解日本人对他的态度。1月8日，他派自己的顾问町野中佐向驻华日公使小幡转达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和吴合作意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暂时静观形势，等吴积极行动，自己消极防卫；二是我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意见如何？”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不支持张作霖。1月19日，内田外相在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泄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而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本对英美的对抗，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因此，张作霖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