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升起的新星，主张全力扶持他打垮直系，称雄中国。日本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志郎甚至说，支持张作霖“不是是否支持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派别的问题，而是将关系到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以日本首相原敬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与上述主张不同。他们认为：支持、扶植张作霖没有错，但只能把他作为东北或满蒙的统治者来扶持，而不能把他当做全中国的统治者来扶持。原敬等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敢蔑视由英、美扶持的直系的庞大势力，不愿为张作霖冒这个没有把握的风险，更不愿因为支持张作霖而激化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
原敬等政府要人的意见始终占着上风，这就决定了日本人不愿公开援奉反直的立场。对此，张作霖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奉直关系恶化
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从来都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真正的朋友。先前张作霖为了尽快制服皖系而向曹锟喊出过“骨肉至交”的肉麻词句，可直皖战争一结束，奉系与直系的矛盾便开始暴露。从最初的关于战利品的分配，到后来对于地盘的扩张和争夺，都是这种矛盾急剧升温的表现。
奉系与直系矛盾的急剧恶化，是从梁士诒组阁后开始的。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自清末起即追随袁世凯，先后任职于财政、铁路、交通等部门，并参与创建交通银行。袁死，段祺瑞当政后，他集结了朱启钤、叶恭绰、周自齐等一大批政客投身段祺瑞门下，被时人称为“交通系”。交通系诸人大多长期供职于财政、交通、金融等部门，投靠段祺瑞后，很快便控制了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俨然以“财神爷”自居。
直皖战争结束后，靳云鹗在张作霖等人的支持下重新组阁，交通系骨干周自齐、叶恭绰也分别担任了靳氏内阁的财政和交通总长，但靳云鹗与交通系向来不和，对周、叶二人的入阁耿耿于怀。1921年5月，他借内阁改组之机，一脚将两人踢出门外。靳云鹗的这一举动，激起了交通系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自己对国内各财团的控制，乘机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倒阁风潮，并酝酿由该系头目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
梁士诒自登上政坛以来担任过各种要职，如总统府秘书长、参议院院长等，但就是没有单独组阁过，对于交通系诸同仁的这份“厚爱”，他自然不忍拒绝。不过，他非常清楚，要想登上内阁总理一席，光靠交通系兄弟们的抬举是不行的，还必须经过奉系头目张作霖和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的首肯，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大事的要人。
为此，梁士诒首先派叶恭绰前往东北游说张作霖。叶恭绰到东北之后，一方面对张作霖大肆吹捧，一方面更是向张进献称霸全国的“良策”。当然，他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交通系的“财神爷”身份，说什么交通系会尽全力拥护张大帅，只要张大帅一声令下，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张作霖果然被叶恭绰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心，当即答应支持梁士诒组阁。
当然，张作霖决定踢开靳云鹗，支持梁士诒，并不全是叶恭绰游说的功劳，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梁士诒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买办官僚，支持梁士诒上台，有利于他讨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1921年11月，张作霖亲自赴京拜谒傀儡总统徐世昌，要徐世昌下达总统令，剔除自己的老亲家靳云鹗，让梁士诒出来组阁。对此，徐世昌自然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当他将这一想法告诉直系并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时，却遭到强烈反对。
曹、吴直系的后台是英、美，他们当然不希望亲日的梁士诒出面组阁。在他们看来，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就是增加张作霖在北京政府中的分量，这种有害无利的买卖，他们是不会轻易同意的。梁士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率叶恭绰、周自齐等干将登门拜访，他们像吹捧张作霖一般地将直系吹捧了一番，并许诺组阁成功后立即为直系筹措300万元军饷。曹锟、吴佩孚虽然极不情愿梁士诒上台，但考虑到靳云鹗内阁已无法延续下去，而自己一时也找不到中意的人选，只好抱着赌一把的心理，姑且答应了梁士诒等人的请求。毕竟，300万元军饷的许诺还是有一丝诱惑力的。
梁士诒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21年12月24日，靳云鹗内阁因无法摆脱的财政困难被迫辞职，大总统徐世昌下达总统令：任命梁士诒为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内阁总理。
但是梁士诒毕竟是亲日派，是张作霖的走卒，他一上台即撕毁了先前对直系惟命是从的假面具，拒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为直系筹措300万军费的许诺。而且事事听命于张作霖，处处与直系过不去。这种行为，激起了直系的莫大愤慨。曹锟、吴佩孚等人为自己先前的失策悔恨不已，发誓将梁士诒赶下台去。
为此，奉、直两派围绕着梁士诒内阁的去留问题大打出手，展开了火力交锋前，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梁士诒上台之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当时中、日双方就山东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的问题正紧锣密鼓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