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议上的第二个阴谋就是“借鸡下蛋”，他想利用张作霖的武力抢劫秦皇岛的枪械，然后再编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原来冯国璋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议定在秦皇岛交货。当时日本泰平公司根据对华军火赐人契约，装运一部分军火的商轮“武德号”正驶向秦皇岛准备向中方移交。徐树铮发现此事后就想“借花献佛”，怂恿张作霖出兵夺械。但他也有企图，那就是引诱奉军入关。
张作霖最初犹豫不决，夺械必然要与中央关系紧张，弄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再把部队扔进去。但上万支枪械对于这个一贯信奉武力的东北王来说又是实在太诱人了。两难之中，他把沈阳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包瞎子找了来。包瞎子真名包秀峰，张作霖对占卜之类挺迷信，每有疑问就把包瞎子找来算上一卦。他每月给包瞎子200元薪水，并让手下人称包瞎子为“包顾问”。这次包瞎子受召进府，又胡乱忙着推算一阵，两只瞎眼一翻，说：“恭喜大帅，这次卦象得吉。”
张作霖听到这句话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贻误。他马上派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护送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前往截械。徐树铮和张作霖通过杨宇霆成一种默契。徐树铮一给奉天打去秘电，张作霖就火速派张景惠部到秦皇岛。1月27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日械约二月三日到奏皇岛，续来者何日到，电尚未来。”张作霖忙先派张景惠带两个营的兵力赶到秦皇岛，诡称为福建督军李厚基在奉天招募的新兵，来秦皇岛候船。
张景惠命手下人每天与冯国璋派来的接械人员聚赌、饮酒，使他们毫无戒备。等到2月22日所有军械由日本人点好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等人亮出了武器。在众多黑压压枪口的威逼下，车站站长只好听从奉军指挥，将火车头调往东面开往沈阳。遵照张作霖的命令，大部分武器运回奉天，一部分运到天津。这批步枪共27000余支，全部为张作霖所得。这是一次张作霖、徐树铮暗中合谋的事件，是两者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渴望权势的一伙野心家之间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序幕。
奉军截留军火的消息使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样大为吃惊。2月26日，段祺瑞电请张作霖交还原物、运回北京。但张作霖却复电说，他已布置好南征，只因缺少军火，未便开拔。张作霖诡辩说：“这次提去一批军火，事前并未请示，原因是呈报则需时日，运京而复运奉，更费周折，不得已先留用而后吾报。”
第二天徐树铮和张作霖又唱起了双簧。徐树铮致电陆军部转段督办，称：“故来晤雨帅，姑作筹商。雨帅宗旨，一意保爱国家，维持政纲，以期靖安内讧，力求统一。……至于军械一节，与其运京闲置，或拨给王汝贤、范国漳等类无耻军队，溃弃资寇，不如留奉编练，视机调用之为愈。”
张作霖也大言不惭地复电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其实中央政府对张作霖的抗议只是表面文章，不仅以段祺瑞为后盾的徐树铮是其中的策划者；而且陆军总长段芝贵也是段祺瑞的人。而且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中央曾从奉天借过一批武器，至今尚未偿还。因此张作霖声明以此次抢来的武器作为赔偿而保留，实际上是根本不想返还，政府的抗议也不了了之。最后以暂时由奉省代为保管为由而敷衍了事。这只不过是张作霖和徐树铮对冯国璋和王士珍等的所谓直系内阁的一种愚弄而已。
事实上，徐树铮是把这批本来属于别人的军火作为礼物送给张作霖的，他用这个为条件，作为召请奉军入关的交换条件。张作霖用这批武器扩充部队，新添了七个混成旅，组成奉军暂编第一师，由张景惠任师长。劫夺秦皇岛枪械成功了的张景惠一帆风顺地把奉军推向前进，直抵天津。张作霖还在调派大军，准备进关增援，以便鞭策王士珍内阁软弱无力的对南政策并使当局统治者丢脸。
奉军入关如此迅速，使大总统冯国璋惊恐不安。2月26日，冯国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他在会上质问段祺瑞：“奉天出兵既未奉有命令，事前也未通知。但听说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却到奉天活动，这些情形，究竟用意何在？”段祺瑞当时在冯国璋灼灼逼人目光下无言以对，沉默了良久，才说了一句：“太冒失了。”实际上段祺瑞就是召引奉军入关的主谋，他根本不会在会上表示让奉军退兵，其实当时他也无力让奉军退出关外。
会后，冯国璋请赵尔巽出面劝说张作霖退兵，然而张作霖根本不买这位老上司的帐。冯国璋这时才悟出段祺瑞从中做了手脚，感觉到自己的总统地位难保，便着手准备“善后”了。
3月5日，奉军一部分由天津开到廊坊，检查车站过往旅客。国务院马上去电说廊坊不是戒严区，不能骚扰过往旅客。奉军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张作霖电称：“出兵扣械，是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电请北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