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映了陈果夫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政治昏庸、制度不立、党无基础、人才匮乏等腐败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顽固反共的立场及对共产党的偏见。陈立夫也在一些蒋介石对他已不再有兴趣，而他也淡泊名利，不再过问政治，晚年的陈立夫积极倡导两岸的和平统一。刊物上发表文章，阴阳怪气地对国民党进行批评。
二陈与CC系分子的议论及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了蒋介石一定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量有关政治革新的计划，并给予他们一些鼓励。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丢官弃职、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也取得成就，使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国民党员进行总清查。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反映了他们提出的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看样子，蒋介石似乎容纳了他们的建议，似乎要对国民党动一番手术了。
实际上，二陈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只要要求打击一下孔宋裙带派，赶走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决不是想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他们反对任何激烈的批评。当有CC分子请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时，陈果夫拒绝了，他说里面对蒋介石的批评太露骨，是不适宜的。陈立夫也不赞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
另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也鼓励了这些革新派，但内心却是讨厌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到后来表面上也不支持他们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到1947年以后，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所谓革新的波纹逐渐消失。二陈与国民党一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动战争，拒绝国共合作、鼓吹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失败。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对国民党现状的批评以及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赞成的，但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认为二陈太过，国民党还不致于那样坏，不致于无可救药，他完全可以领导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全国。不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又认为二陈太直，如果公开拒绝和共产党合作，拒绝和平，发动战争去消灭共产党，那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他既不愿和共产党合作，又不愿承担合作破裂的责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