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顿时鼎沸，全国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
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同“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陈果夫对金融本就窥视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后那位支持他的美丽小姨子宋美龄可是无人敢惹。政学系之争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