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分，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邮。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