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不应有此行为，希望此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张“大帅”也得除
八一三之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民的压力，指挥抗战，战场规模越打越长；一方面与日方秘密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景。陈恭澍奉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与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伪外交部长陈录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担忧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
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
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假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
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会被完全赶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
要制裁张啸林，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斡旋。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个人。
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上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重在替张做辩解，以表明自己与张无关。
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右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毕竟我们是结拜兄弟。”
杜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