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份，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