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当然，以敌特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
可是，刘慷慨豪壮地向戴表示：“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勇，于是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虑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同时交付刘两大任务：
（一）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间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
（二）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信，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这年10月4日，刘戈青到了上海，6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笠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天木。信是这样写的：
“余待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今欲戈青来沪，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王天木看完来信，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为王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
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笠做悔过自新的交代。
戴笠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却向刘声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陈反正，戴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赏同意，于是，在王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
不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笠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报告，并且建议迅速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
陈第蓉的胞妹陈第燕，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地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识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的在书信上训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
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
刘戈青向陈交代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
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酬应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76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的，陈弟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76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76号的要员李士群亲自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
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
刘戈青意志坚决，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的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冒险来看他。
李士群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人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的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的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顾忌地应约赴难。最难的是，还有位不是军统局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