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除奸
抗战初，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使日本受创很大。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早把军统局的地下活动视为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组织，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接连叛变，戴笠深深感到，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的逆境。如果无法遏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易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民心动向，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从艰困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还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共同裁制敌伪。好像奇兵突起一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
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还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都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日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中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汇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
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第蓉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悉，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此，戴笠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
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
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以后，就曾经出任过浙江省党委、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
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分寸。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凭借军统局的渊源，他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的人，总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从伪府要员陈公博处汇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而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伪军反正。
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做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等，而有独到之处。
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笠当然有所筹划。他认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号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
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风头。原来，刘戈青于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汇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除奸行动，诛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委会主席顾馨一等重要汉奸十余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刘戈青再次突入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录的私宅，锄奸成功。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
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戈青。形势严峻，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时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刘戈青计划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况突变，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笠请示。戴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刘戈青到达重庆。戴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诱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