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这张牌又没打好，张国焘的日子更加难过。戴笠半年也不接见一次。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峻，口吻讽刺地训斥，甚至拍案大骂：“你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是戴笠的手下爱将，一次半开玩笑地问戴笠：
“老板何以对张国焘如此先恭而后倨也？”
戴笠长叹一声：“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我如何向校长交待？以后取消他的特权！”
张国焘也自知处境，常常哀叹，以他这种叛徒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难以有出路。他不再像刚进入军统那样冷傲。常注意和大特务们搞好关系。可惜太晚了一点。
一次，张国焘去要车外出，车场内明明停着几辆汽车，可人家答曰没车。一个特务更是恶作剧，派了一辆人力三轮给张国焘。张国焘养尊处优也不是一天两天，岂肯忍受这样的恶作剧？然而无可奈何。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度过了惨淡的几年，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参政员，又在中统内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被中统军统先后踢出，凄凄惶惶逃往加拿大过寓公生涯！
戴笠企图使军统反共斗争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战争洪流冲得粉碎。血染红岩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漆黑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月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给夜平添了几分恐怖。
《新华日报》社里悄无声息，人们都沉睡在梦中。
“哐哐哐”，门外突然响起强烈而连续的打门声。睡在门房的工友老王睁开惺忪的睡眼：“喂！哪一个？”
“电报局送电报的，快开门哪！”
“噢，”老王一下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是罗先生的电报吗？”他跳下床，打开门。
“不许动！”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老王的胸口；“动就杀了你。”
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走上前去，掏出证件：“我们是宪兵二团的，我是团副周作桢，前来逮捕共党分子罗世文。”
老王心头一紧，正要呼叫，宪兵张贤明立刻捂住了老王的嘴巴，郑历冰抄起一根胳膊粗的铁棍，迎头打下。老王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上楼！”周作桢一挥手，宪兵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来，猛地撞开门：“不许动！”
罗世文正在灯下审看次日的小样，看见这么多持枪特务闯进屋来，他似乎并不惊讶，只是迅速地把一个纸条塞进嘴里咽下肚去。然后镇静地说：“诸位有何贵干？”
周作桢警惕地上下打量着罗世文。他没想到，鼎鼎有名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满面虬髯，膀大腰圆，而是清瘦白净的面孔，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更给人留下文弱书生的印象。
周作桢努努嘴：“搜！重点检查书报。”
罗世文镇静地看着特务们把书信扔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
“走吧！”周作桢狞笑一声：“不过要委屈一下罗先生了。”
罗世文轻蔑地一笑，昂然伸出双手：“请吧！”
郑历冰用黑布蒙上罗世文的双眼，又用捕绳捆住双手，押到楼下。
楼下已经围着一群听到动静的工友，看见罗世文被押下来，都关切地叫道：“罗先生……”
“大家不必担心。”罗世文眼睛被蒙，看不见眼前的景物，他只能靠声音判断出，这些都是熟悉他、热爱他的工友，为他送行来了。
周作桢抬起枪，对准罗世文的额头：“请放明白点。请你们别出声，否则对罗先生不利！”
罗世文脑袋用力一摆：“把你的破枪拿开！”他对工友们微笑了一下，毅然向门外走去！
同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于少城公园附近的“努力餐”饭馆被捕！
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是蓄谋已久的。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对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强行征购粮食，一些劣绅趁机囤积，导致了一起人为的粮荒。无隔日存粮的贫苦百姓，为买粮而奔走。终于在3月中旬爆发了“春荒暴动”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借镇压“抢米风潮”的机会，嫁祸共产党，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
1940年4月初，成都市警察局督察长谈荣章、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刘崇朴，向军统川康区区长张严佛报告：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现潜伏成都；车耀先，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由西安潜来成都，在少城公园附近饭馆潜伏。
罗、车可都是共党的大人物！张严佛如获至宝，即密电重庆戴笠，请示准予秘密逮捕，戴笠立即将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参与“春荒暴动”的一干人的命令，转张严佛认真执行，逮捕讯办。
罗世文被逮捕的当天就受到刑讯。邓文仪率两名便衣来到关押处。
“罗先生，既然敢于做事，就应敢于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