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调往香港、重庆。
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1939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七十六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七十六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
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也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定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和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有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有的坐牢、有的被杀、有的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组长曾澈也未能幸免。
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副区长倪中立出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
但是，全部出师不利。
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区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任务的倪中立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
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洲二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重建起来，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1939年底，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长傅胜兰特以下十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面对一连串失败，戴笠十分窝火，他要反击了。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的各派蒋系势联合成为蒋介石批准统一指挥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CC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反击汪伪汉奸势力。
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杀死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
反击初战告捷，但也是很艰辛的。
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七十六号的大头目丁默村、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七十六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七十六号的目标。但是，不料后来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七十六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
之后，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七十六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七十六号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由七十六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七十六号的顾问等职。
1939年10月，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七十六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七十六号，先后投敌，被聘为七十六号顾问和专员。
这年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七十六号，也被分别委任为七十六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后因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当即命七十六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押赴上海中山北路七十六号刑场一起枪杀。
戴笠屡战屡败，极为震怒。
他总结了这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反水，他们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戴笠经过反复研究，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