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递送情报，使戴笠能与蒋得以经常接触。一次，戴笠把搜集到的黄埔学生中因蒋下野而极度恐慌，纷纷要求蒋复出和请示机宜的反映呈递给蒋，蒋看后很重视，并要求密查组继续搜集这方面的情况。蒋认为他这次下野，黄埔系的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黄埔骄子们被别人奚落嘲笑，使他们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团结一致保护校长的地位，即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27年9月20日，蒋介石根据戴笠等人调查的情况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一致反省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而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苦心做下层工作，自己努力去闯等等。此后，蒋介石决定利用自己置身事外，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到日本一游，一是去日本神户有马温泉拜见宋美龄母亲倪氏，请求其同意宋美龄与自己的婚事；二是对汪精卫及南京政府请求他复职的呈请置之不理，以便提高身价，待价而沽，进而谋求更大的权力。
9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日本，行前下令撤销密查组，以免在出国期间失去控制，受人口实，许忠五知道戴笠与杜月笙是拜把兄弟，交谊非浅，便怂恿戴去向杜借贷。
当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财源不断，尤其是因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有功，被蒋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戴笠受大家怂恿，找到杜月笙门上，言明来意。杜月笙笑笑，只问戴需要多少，戴笠开口五十元，杜月笙命人如数点给。戴回到胡家后，几个人公推许忠五经办伙食，好歹挨到胡靖安回来。不料许忠五拿了这笔款子，心想胡靖安走得，我便走不得？没有几天，也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笠、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再次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没有办法，戴只好再次到杜月笙门上，告贷五十元，好歹渡过难关。戴笠受此捉弄，自此对许忠五十分反感。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场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斗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介石玩弄的以退为进战略，首次宣告成功。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先后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痛定思痛，蒋介石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先机制敌是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旋即，蒋介石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特工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
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
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曾留学美国，获得工学硕士。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同时，为了加强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官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
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两人对蒋介石今后数十年的特务统治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戴笠，因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破格升戴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另一位是郑介民。郑是广东海南文吕县人，少年家贫，出走南洋打工。1924年回国报考黄埔军校，一期不中，发愤攻读，再考二期得中，毕业后由蒋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回国时，因蒋氏下野只好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当总队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潘佑强，由潘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这次，一并被蒋任用为侍从副官。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两广方面的关系，搜集桂系及粤系部队的情报。郑介民后来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配合戴搞特务活动达十五年之久，戴、郑二人在性格、气质、作风、经验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