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上海方面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杜月笙在杭州多耽了一天，9月3日，在众人簇拥之下，杜月笙乘上了丁默邨为他准备的沪杭专车，迫不及待地向他思念已久的发祥地上海驶去。
但杜月笙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替蒋介石费了这么多的心，卖了如此之命，却仍不能使蒋对他满意放心。蒋介石是何等狡猾之人，他先利用杜月笙，抢先进入上海，完成对上海的有效控制。等到现在他的目的一达到，蒋介石便不能再容杜月笙插手了。因此，在杜向上海进发的路上，蒋介石连颁数道任命，以钱大钧为上海市长，以吴绍澍为副市长、三青团书记兼社会局长，先行进入上海，统管上海的工作，把杜月笙撇在旁边忘得干干净净。这无异于给杜一记闷棍，他感到自己的用途已完成，别人又要把他“塞到床底下”去了。失望痛心愤懑之余，他又想到吴绍澍是他的门生，或许还有希望将他给“提拔”上去。想到这，他又多少有一点慰藉，但没想到又遭一盆冷水。
专车走到梅陇站时突然停了下来，杜月笙的门下赶来报告，上海市政府已通知取消为欢迎杜月笙的原订礼仪，拆除彩牌楼。不仅如此，北站四周还贴出了“打倒恶势力”、“打倒杜月笙”的标语口号。杜月笙不禁惊呆了，这位旧上海的大闻人也不知如何应付这尴尬局面了，只好任火车继续前行。车到北站时，由美机从后方空运来上海的汤恩伯部九十四军及淞沪警备司令部方面，均未派出欢迎人员，连站岗摆个样子的军警都未派出一个，只有杜的徒弟周祥生——上海洋生汽车公司的老板，雇了一个乐队，敲敲打打，装演门面，但这更勾起杜月笙的万般愁绪。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对杜的返沪，也只是寥寥几个字的应付。且杜月笙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的官衔已绝不提起，他膺“钦命”，主持东南的权节似冬天被忘得更快。欢迎的人群中，无一正牌的官方人物，连堪称属下的忠义救国军，也只派了个小头目到场，至于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原是他主任的属下，更不露面。使杜感到更难堪的是，他所希望的“救命草”门下吴绍澍，竞也不来迎接他。放眼望去，哪里还是他杜闻人的上海滩呢？令他魂牵梦萦、朝思暮想的上海就这样迎回了它的“老主人”！
杜月笙回到上海后，曾经是他的门生的吴绍澍经过多方活动，在上海滩一度占了上风，他的气焰很嚣张，咄咄逼人。处于被动地位的杜月笙一伙，平时称王称霸惯了，怎受得了这个气。顾嘉棠忙给杜月笙出主意：“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师灭祖，按照江湖老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你把他的拜师帖子给我，让我跟他算账。”
老奸巨猾的杜月笙早就想到用帮会义气和封建道德来打击吴绍澍，顾嘉棠的主意说到他心坎上了，当下便命人打开存放拜师帖的保险箱，拿出一张张大红帖子翻来覆去地寻找，谁知上千份拜师帖子中偏偏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顾嘉棠大叫：“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拜师帖偷了出去。”杜月笙知晓后，气得脸孔发青，手脚冰凉。顾嘉棠见状，咬牙切齿地声称：“五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但五天过去了，50天过去了，这个“内贼”始终未曾找到，杜月笙只好作罢。拜师帖失踪，无法当面找吴绍澍寻衅，杜月笙便通过弟子门徒广为散布当年他如何扶持吴，现在吴又如何忘恩负义等等，极力将吴丑化成一个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小人，以激起舆论对吴绍澍的愤懑和蔑视。同时，还指出吴绍澍在接收敌伪产业时贪污无数、中饱惊人，并通过戴笠多次向蒋介石控告，使国民党中央内和吴绍澍亲近的人也难以在蒋面前为吴绍澍说话。军统还指令毛森拘留了吴绍澍两名参与接收邵式军房产的亲信，想查出证据，用以打击吴绍澍。
陆京士则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招收大量特工骨干，组织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以后又搞了个护工队，遍布各厂。在陆京士等人活动下，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的几个人，很受约束，难以施展威力。陆京士还利用大批失业工人要求寻找工作和在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组织他们源源不断地到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施加压力，制造麻烦。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徒授意下，不跟吴绍澍配合。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1946年3月17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3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7期，招收学员753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