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王晓籁、叶焯山、钱新之、顾嘉棠等人也分别分到了5万、10万不等，而大宗烟财，则由杜月笙和戴笠两人平分掉了。
由于有了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中华信托公司”的业务大为延伸，它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牟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战时运输的关系，将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日伪统治区进行走私买卖。
一次，孔祥熙在西安没收了5万余两烟土，也由杜月笙的公司运往港、沪销售。以后，凡有黑货，孔祥熙都交杜月笙“处理”。孔杜之间也因此而结下了不寻常的关系。
杜月笙除却烟财有道之外，还在范公馆的赌场上亡大显身手。
当时，坐落在来龙巷的范绍增公馆，是重庆最豪华、最奢侈的去处。范绍增有的是钱，爱赌又爱玩，范公馆便成了蛰居渝上，无所事事的达官显贵、阔佬豪少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公馆门前整天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府中流水席早晚不断。
范绍增又召来一批年少貌美的歌妓女子作陪，两厢还遍布烟榻，吃喝嫖赌再加上抽大烟，真可谓样样俱全，其规模和杜月笙在上海福煦路181号开设的赌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些党国要员，从前线返渝的将领，都纷纷趋范公馆尽情享乐一番。
当时，蒋介石正在陪都重庆重弹“新生活运动”的老调，但对范公馆却例外，不仅不予查禁，警察局还专门派人在门外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多方保护。
有此佳地，杜月笙故技重演，在牌桌上赢得了不少当地实力人物的交情。
据说到范公馆参赌的人常腰缠5万元法币作为赌本。当时，一个上将的月薪是850元，二等兵月薪是22元，若将杜月笙他们的赌资拿来折算，一夜之间，桌面上就要输掉半个集团军的军饷，况且一夜“方城之战”，输赢远不止此，有时高达千万元之巨。
可是，如果杜月笙赢了钱，往往口称“笑话，笑话”，把赢来的十万、百万支票当场撕碎，于是，杜月笙的“侠义豪气”倾倒了重庆官场。
对杜月笙来说，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赌台就是拉人情的场所，真可谓是“杜翁之意不在钱，在乎人缘之间也”。这样没过多久，杜月笙就成了在重庆兜得转的风云人物。
后来，杜月笙又凭借他的特殊地位，建立了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设立了中国交通银行分行，他在西北金融工商界，又开始成为一个显赫的人物。杜月笙凭借这些金钱，在陪都重庆大发横财。
难怪一些国民党政要曾这样吹捧杜月笙：“抗战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
大亨回乡雄风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听到这一消息时，已是午夜过后。当时，杜月笙正在梦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缓缓地从上海市中心走过，街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人们纷纷高呼：“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市长！”
他很兴奋，冲着人们频频招手。
招着招着，他醒了，发现原来还躺在淳安的关帝庙中，但外面却人声鼎沸，鼓乐喧天。
“大哥，日本投降了。”
顾嘉棠从外面进来，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重庆的女播音员依然在播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哥，这会儿总算熬出头了，八年抗战，八年艰辛，还好，总算没白熬，回上海去，你就是堂堂的市长啰！”
“上海这个烂滩子，也不容易收拾啊！”此时，杜月笙俨然是以一市之长的身份在思考、说话了。
戴笠不在身边，杜月笙只好自己决策。他派徐子为速去上海，命令汪伪军内潜伏人物立即率部起义，同时又致电徐采丞，要他通知“恒社”及帮口弟兄，准备策应戴笠的“忠义救国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
隔日，戴笠、梅乐斯赶回淳安，与杜月笙紧急会商，布置军统局、中美合作所和忠义救国军接收上海的具体计划，并令陆京士立即出发，率部进入上海，相机处理政务，暂时维持秩序。
当天，陆京士就率部沿富春江出发。戴笠的军统特工人员和杜的部下混合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也从上海郊县向市区推进。
国民党蒋介石夺得了上海城，杜月笙也异常兴奋。这时的杜月笙，既有八年离乱一朝回乡的兴奋感，又有从此回归沪上旧基地、不再流落他乡、寄人篱下的解脱感。
1945年8月28日，杜月笙在淳安度过了58岁生日之后，便以“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兴冲冲地带着自己一批随从，在军统特工和卫队的护送下，拔锚起航，衣锦还乡。
虽是初秋时节，但骄阳满天，山色翠绿，一切都给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杜月笙乘坐的船沿富春江东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