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呢？”
店老板龚芳来在写字间里听到外边乱糟糟叫嚷着，便背着双手踱了出来，问：“什么事？”
“我们是‘抵货会’的，要查一查贵店里有没有日货！”一个黑麻子大汉眼睛朝天，傲慢地说。
“敝店经背的是南货，卖的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哪来日货呀？”
“龚老板，真对不起，有人检查哩！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得查一查好向上司交差。”
黑麻子的话，讲得还算客气，而且也不马上动手真的要查。要是这位龚老板“识相”、“懂经”的话，悄悄地塞过来几块银圆，也就会马虎过去了。可是这个老板却勿接“令子”，还一本正经地辩解着：“我这里头都是正宗的国货。请看——荔枝、桂圆是闽广货，金针木耳是浙江货，红糖、白糖是广东货……”
麻子不耐烦了，心想这洋盘不领市面，看来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转身一挥手，说了声“搜”。
头头一声令下，底下人哗啦散开，在店堂里乒乒乓乓乱翻一气，肉松、胡椒粉洒了一地，桂圆、红枣滚满店堂……
“队长，日货！”一个队员突然惊叫起来。
黑麻子队长一听“日货”，心头一喜，觉得有门，马上奔了过去一看，原来有两大缸白糖。
“嗯，是日货。”
“这是从南方运来的广货！”老板已是带着哭腔了。
麻子伸手抓起一把白糖，捏了捏，而后手掌一摊，糖如干粉般洒落回缸里，而后他又撮了一些，放进嘴里尝了尝，说：
“没错，这是日本的甜菜糖，不是广东的蔗糖。封起来！——老板，跟我们到‘抵货会’走一趟吧！”
“天理良心，我这是地地道道的广货呀，我有进货单……”
“好吧。有理到‘抵货会’里去讲，走！”
龚老板被押到天后宫的“抵货会”里，杨管北早已等候多时。他审问了几句，接过龚芳来呈上的白糖进货单，扫了一眼，微微一笑，而后下命令：
“游街！”
龚芳来老板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贩卖日货”四个毛笔字。他的头颈上拴着一根麻绳，由一群小瘪三牵着游街。
龚老板这只鸡一“杀”，一班没有靠山的猢狲自然都吓破了胆，纷纷到“抵货会”找杨管北疏通说情。杨管北也不厌其烦地一一接见，而且都是附耳低言提出一个妙计：“找杜先生帮忙，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杜宅便出现了门庭若布的局面，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一种看法：杜月笙是上海滩商界的保护伞。从此，杜月笙开始在商界吃得开了，这当然仅仅是名气，还没收到实利。不过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成名之后必得利。
那是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天气闷热。河南路天后宫内人头涌动，“抵制日货”、“打倒贩卖日货的奸商”的口号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热烈。多年不用的旧戏台上，悬起一条横幅，上书“抵制日货大会”六个大字。台上坐着一批商人，他们一个个被召到台前，向台下群众表明自己心迹。
挨到第五个人发言，那是华新轮船公司老板黄振东。他走到台前，向台下群众九十度一鞠躬，而后清了清喉咙，说：
“本人一向爱国，本公司船只从不贩运日本货物，今后也绝不贩运日货……”
“瞎讲！骗人。”台底下有人大叫起来。
“下面那位先生有话请到台上来说。”主席邀请道。
一个中年人分开众人，走到台前，爬上木梯登台揭发黄振东的华新公司一向与日本人勾结，贩运日本糖。有的日本糖还在栈房里，有的已分送各店户，有的在启运途中。他当场抖出账册单据，计算数目有好几千吨。
原来这华新公司是黄振东的独资企业，置有“华懋”、“华达”两只轮船，每艘各有八千吨位，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勾搭。黄振东的父亲黄静泉在上海开设元相糖行。起先是租用荷兰商人渣华公司的船只运输，后来儿子黄振东看到肥水落旁田，才自备船运糖。他们运爪哇糖，也运日本糖。杜月笙得到这消息以后，便请杨管北去布置，因为杨与黄振东的弟弟是结拜兄弟，杨告诉这位把兄弟一个发财的机会：收买轮船公司的一个职工起来揭发检举，把黄振东搞垮，这份产业便可以接收过来归他弟弟。这个令弟见财眼开，照计行事，于是便有天后宫大会上当众揭发检举的一幕戏。
经过查对，证据确凿，黄振东被当场扣押，第二大清晨解送到南市上海县政府，并放出空气：黄振东要吃大官司。
紧张的空气，使黄振东的老婆恐慌万分，只得请小叔子引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哀求杨管北。
杨管北两手一摊说：“这事已捅到陈群主任、杨虎司令那儿，小弟实在无能为力。”
他搔了好些时光头皮，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捅个路子，请杜月笙杜先生帮忙。要是他答应营救，那是万无一失的。”
“杜先生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