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做老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了自己的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
赵慰先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母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
不到二三年，赵慰先就把朱九小姐陪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月15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
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信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
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去了。
原来，9月15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
但是，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
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
樊庭玉说：“我如果救了你，他们这些人不会放过我的。”
“樊先生如果救我，我定将养活你终生。”
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三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
后来，魏廷荣果然实现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有关魏廷荣遭绑架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
1929年10月4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1两，由三犯共同负担，此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
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
赵慰先仍逍遥法外。
1931年6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月6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
蔡维才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
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
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月2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廷荣是由在逃的邹慎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青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恰逢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月7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此时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
很显然，这幕后另有原因。
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
但是，赵慰先在1931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
8月21日，他们投请吴县警署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
次日，赵慰先被押回上海。24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
当天，由捕头鲍尔第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
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
但是，赵慰先坚决不承认指证他的人与他相识。
法庭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