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有犯队规，亦应由其队部处置，警方岂能越俎代庖望市府责成警署将人移交侦查队。”措词严厉，口气强硬。
而戴石浮的报告则写道：“当晚白云观附近缉获的可疑分子为陶永昌、任传发，从两人身上搜出送法租界望志路存放的大小烟土90余两。任供称系顶补易良武兵额，故佩其兵员符号，在白云观附近站岗。因久未发饷，见有大宗烟土运到，遂向侦查员索取一小包，欲售之补家中无米之炊……就凭以上初步供词，陶、任两人已触犯禁烟法规，警署完全有权力押查。”
张定庵当然明白军方把柄已落在他们手中，紧接着，警备司令部又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近闻陶、任两人沾染赌博习气，赌场失利后胡言乱语为贪小利而在运土时偷窃少许烟土，这些均系个人而为，与查禁公务毫不相关。另也有必要提醒警署，未经核实过目即向报界端露，属违反新闻法规，此等有辱革命军声誉的举动，极难容忍。”
就在案情已微露端倪，熊司令极力辩解之时，张定庵接到南京国府来电：“中央及国府特令：一、上海军警当局将烟案人犯一律移交法院候审；二、中央党部、国府、禁烟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彻查，依法严惩。”
张定庵即刻在电文上批示：“上海特别市党、政、军、警务必通力合作！予以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才建立三个月，就遇上了这起震动全国的大案，作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自然也感到棘手。
张之江，字紫氓，河北盐山人，早年入清军，后人冯玉祥的武学研究会，继冯玉祥之后任西北边防督办兼西北军总司令。自跟着冯玉祥转入国民党旗下后，虽在北伐中叱咤风云，蜚声军界，然因非蒋氏嫡系，还是被渐渐剥夺了兵权，只挂了几个诸如“国府军事委员”、“高级参谋团主任”等空衔，因为他办事认真，嫉恶如仇，在军界政界声誉颇高。这次接受了彻查此案的重任，倒也是决心不辱使命的。
11月30日清晨，张之江与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王淮琛一起率领一于查办人员由南京乘车抵沪。
虽然，三大员等来沪，保密极严，但刚到上海北站，张之江一行还是被上海各报记者包围，连珠炮似地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使他们几乎脱不开身。最后，还是在众多警士的护卫下才得以突出“重围”。
“三大员”到沪后，紧锣密鼓式的展开了查询，具体步骤是：
一问公司局、一、二区区长及巡官等关系人；
二问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的证人；
三问窃土嫌疑犯陶永昌、任传发；
四问前往缉拿烟土之眼线王何二等；
五问侦查队出示名片者王斌；
六问封存烟土之警备司令部邓副官。
此外，又往军方藏烟土处启封查看了所有烟土，经逐一盘点，共有大小285包，另有若干小饼，共约1300斤。
上述与此案有关人员，数警署长戴石浮最为活跃，他时而与张之江秘密相见，时而向报界公开谈话；时而褒扬警方，时而讥讽军界。
正当戴局长踌躇满志、似乎胜券在握之际，12月1日晚，市政府接国府密电：“奉主席谕，上海特别市警署长戴石浮即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局长一职，派黄振兴代理。”
此令在报上刊登后，全市哗然，沪地律师公会、商民协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拒毒会等团体，于2日下午举行代表会议，联合致电蒋介石，对令戴石浮停职候审不满。
市长张定庵得知戴石浮停职的消息之后，异常激愤，当晚即致电南京行政院：自沪土案发，舆论鼎沸，职遵总理遗教，尽力丽为，已初显成效。今奉电令，石浮停职赴京候讯，已转饬遵办。惟查此案起因，实由职府接禁烟会密电后，转会警署严拿，该局长奉行职务，职府似宜联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
12月3日晚，“三大员”及其随从返京，特安排在火车站接见新闻界人士，由张之江答记者问。
问：张主席已将烟土案调查清楚了没有？
答：可以告一段落了。
问：下一步将如何处置？
答：将调查内容呈国府，由中央处置。
问：最难断的，乃军警双方之对话，究竟孰是孰非？
答：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不过从调查结果看来本人觉得警署方面理由略占上风。
话音刚落，掌声响彻车站上空。
张之江一行返京复命的同时，由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临时法院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处理此案，临时法院何世桢，地方法院沈柄谦，农界黄谔，工界洪东麦，商界聂潞生，律师界李时蕊，新闻界陈布雷，拒毒会钟可托等皆是“调委”成员。
12月2日，“调委”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了首次会议，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江安’轮涉案人员”。
行政院委托国府文官处经办，很快得悉“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