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新闻检查处，由党、政、军各方联合组成，而李德钊便是军方（警备司令部）所委派的检查员，所以李的答记者问，顿使上海群情激愤。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首先发难：“据市府呈请中央批准，上海党、政、军各机关组成新闻检查处，共负新闻检查之责，并隶属于市指导委员会。”
“市指导委员会为上海指导一切文化机构之最高机关，非警备司令部所属之集团，决不至军事机关有命令即服从。此次市府所发新闻，自有市府领袖负责，若依李先生之做法，将来党部甚至中央之新闻，亦将李先生之审核始可发表？”
陈德征最后还强调：“破运土案，实为党国工作之一，值得向民众相告。李先生之谈话，决不能卸去警备司令部扣压新闻之过失。”
接着，市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兼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亦紧紧跟上，回答了《申报》记者的提问。
问：李德钊主任谈及，警署之报道有损中央威信，潘公有何高见？
答：据社会局所派检查员报告，22日晚李主任主张禁载警署戴局长电报时，余曾表反对，据理力争。乃李主任态度坚决，声明奉熊司令面谕，绝无商量余地。本人以为，此项新闻如属失实，责任应由直属长官承担，与中央威信无关。中央威信是否有损，视此案能否不稍瞻徇，彻查严办。
在这次答问的最后，潘公展公然骂李德钊“不依条例，任意禁止，等于口含天宪之皇帝”！
陈德征、潘公展两人的讲话，名义上对李德钊而发，实际上矛头直指警备司令熊式辉。熊当然不买账，遂致电国府禁烟委员会：“查此案，保安队与侦查队各执一词，故电请中央派员彻查。式辉以为，武装包运烟土，为军人莫大耻辱，果有此事，自应依法惩办。否则信口诬告，亦应科以诬罪。贵会处无监督禁烟地位，当无偏袒，谅必不凭一面之辞，遂下肯定之语。务乞一秉至公，勿令先人为主。”
军警双方如此互相攻讦，致使此案真相愈益扑朔迷离。
从警备司令部及侦查队长傅肖先处得悉的“真相”是：
侦查队侦知“江安”轮运大批烟土抵沪，即于21日晚派出侦探雇小火轮一艘，候至夜间11点半，强行登“江安”轮搜查出烟土20余担，正准备用车运回队部，突遭警署保安队李巡官率武装警士多人前来截夺。
侦查队侦探出示探员符号及拿土命令，警士悍然不顾，举枪威胁。为避免冲突伤及路人，侦查队仍乃称愿赴警署后再做区处。
车开后，侦查队为使烟土不致被包庇者转移匿藏，即在途中命令司机把车开往白云观队部，并将武装劫烟警士扣留，呈报司令部核办。警署闻讯后，又派警士数十名，荷枪实弹将队部包围，意欲武力劫回烟土，因侦查队有相当准备，故未得逞。
而警署暨保安队提供的“真相”却是：
21日晚12点半，大达码头三号岗警王占魁报告：有大批烟土自大达码头卸下待运。警署乃派巡官李存正率巡长霍世宗、李万清及巡警五人前往查察，见穿制服武装士兵20余、便衣持枪10余，正把烟土百余包装上汽车。
李巡长上前查问，一手持王斌名片者表示，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执行公务”。李巡长欲查看执行公务命令，对方非但不与，还出言不逊，双方始发生冲突。
侦查队仗着人多，将李巡官及警士等推拉上车，驶至侦查队队部后，另派士兵将李等禁闭一室。车上卸下小部分烟土，其余原车武装押送法租界。
李巡长等遭捆绑鞭打，伤势沉重，于第二夜间被逐出侦查队返局，经法医验伤后，安排在另地养伤调息。
正在双方各道“真相”，难分伯仲之际，警署却打出一张王牌云：21日凌晨李巡官等被劫后，局即派保安队及警士80多名，前往白云观四周侦缉。他们发现两人深夜行走，形迹可疑。
警士从两人身上搜出烟土若干，其中一人内衣上还有具名易良武的兵员符号一件。两人之实际身份及烟土来源，正在查询之中。
此讯一出，议论鼎沸，社会舆论在军、警两方之间，已明显倾向于后者了。
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张定庵（桂系将领）自“沪土案”以来，密切注视案情的发展，此刻觉得自己通过市警署长戴石浮（桂系）似乎已掌握了主动权。他企图竭力利用此案来在蒋桂争斗的天平上为桂系增加一枚砝码。半月前，他接到国府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发来的密电（同时也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发了电报），告之：“有大宗烟土日内由水路来沪。”
张定庵立即将此讯传给戴石浮，令他派保安队在各码头加岗。并派出流动哨，昼夜防范不殆。
然而，张定庵心里明白，对手熊式辉也不是等闲之辈。
这位熊司令，虽然不是黄埔学生，但在北伐中战功赫赫，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因此深得蒋青睐。所以，他从来不把张定庵、戴石浮放在眼里。
这天，张定庵收到警备司令部给市府送来报告：“22日晨保安队拘禁的陶永昌等人，系本部侦查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