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黄金荣仍是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的总经理，但实际负责人从1949年5月后就由丁永昌担任经理，大世界游乐场里有2788个位子，有职工1178人，1952年减少到146人，但各种地方戏的演出仍然十分兴旺。但大世界的员工们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好转，所以他们对黄金荣纵容丁永昌等压迫、剥削员工十分气愤，纷纷写信给政府，要求摆脱封建压迫。一、黄金荣在大世界所领取的钱极其多而员工的工资则少得可怜；二、同样是黄金荣所设的娱乐场所，黄金大戏院演职员的收入却比大世界员工的收入多得多；三、黄金荣不允许员工参加工会组织。员工们的这一坚决斗争持续到黄金荣去世。
黄金荣的另一产业黄金大戏院的营业其实也不太理想。经过交涉，1951年，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改名为大众剧场。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新社会，黄金荣的生活也必须随时代改变。因而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考虑到你已经80多岁，不再需要多干些什么了。但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你能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不这样做也不行了，黄金荣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出现在众多记者的面前。
当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后，立即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了这张报纸则感慨万千，同时十分庆幸自己离开了上海。但好景不长，杜月笙就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于凄凉中病故。应杜氏家属的要求，上海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次，黄金荣从报纸上看到发表的杜月笙死亡的讣告，回忆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恩怨，更是感慨万分。
在全国蓬勃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形势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对黄金荣这个青帮头目，进行了教育，要求他主动坦白交待以前的罪行，让他为其他帮会分子做榜样，争取宽大处理。
于是，黄金荣终于写了《黄金荣自白书》公之于世。而且年在《文汇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上都有所刊载，一时影响海内外。自白书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