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作用，赵尔巽不再顾忌他的狡猾善变，干脆将驻扎在奉天附近（原由朱道坚统帅）的中路巡防营也一并交由张作霖统管，同时任命张为剿“匪”司令兼奉天城防司令。这样，张作霖不仅官职得到了提升，而且所辖武装一下子由原来的近4000人增至5000余人。
为了报答赵尔巽的“知遇”之恩，张作霖甚至来不及安顿好自己的部下，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动。
当时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反动派所嫉恨的革命派领导人有如下几位：
一是蓝天蔚。蓝天蔚祖籍湖北黄陂，早年公费留学日本，深受日本留学界进步潮流影响，曾与黄兴等人组成“拒俄义勇队”并被推为队长，旋回武汉新军中任职。1907年再次赴日考察军事，并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0年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今沈阳）。他所领导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是当时奉天最具实力的一支武装力量，因而被赵尔巽之流视为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是张榕。张榕祖籍辽宁抚顺，1903年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俄文，旋因日、俄战争爆发弃学回乡，在家乡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谋抵御外侮，挽回主权，不久被清政府勒令解散。1905年再次人京，创办秘密刊物鼓吹革命。旋与革命党人吴樾密谋暗杀出洋五大臣，事泄被捕。1908年越狱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1910年潜回大连。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人奉天，与蓝天蔚等策划东三省独立。
除上述二人之外，第6镇统制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等也是倾向革命的新军军官，但蓝天蔚与张榕无疑是张作霖急欲摆平的主要对象。
1911年10月22日，赵尔巽以总督身份召开了新军将领和1日军各巡防营头目参加的会议。他召开此会的目的，是要商议成立一个以“保境安民”为名，行“镇压革命”之实的“保安会”，妄图以保安会来阻止东三省独立计划的实现。考虑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惟恐自己在会上遭遇不测，赵尔巽在会议召开之前叮嘱张作霖，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使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根据赵尔巽的吩咐，张作霖想了一个十分“高明”的万全之策。
上午9时左右，与会新军与旧军将领陆续莅临会场，作为前路巡防营的统领，张作霖自然也在与会者之列。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张作霖手里攥了一个用白色毛巾裹着的包裹，人们看着他手里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不禁感到好奇。只见张作霖不动声色，大摇大摆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前，然后把包裹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放，旁若无人地抽起烟来。
会议开始了。正如赵尔巽所预料的那样，当他讲到成立一个保安会，力保大清江山不失时，会场果然骚动起来。以张作霖为代表的旧军将领们纷纷表示支持这一主张，但几乎所有新军将领都极力反对这一提议，气氛格外紧张，赵尔巽也感到格外尴尬。为了保住总督大人的脸面，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慰新军将领，说什么东北是清朝的发源地，是皇朝基业之所在，望各位务必护卫朝廷，以固国本。然而，无论赵尔巽如何情“真”意“切”，新军将领们就是不为所动，有些大胆者甚至怒目横视着他，大有起而争辩之势。
正当赵尔巽骑虎难下之时，一直静观事态发展的张作霖发话了，只见他慢悠悠地从坐位上站立起来，两手托起那个古怪的白色包裹，不紧不慢地说：“各位，总督大人的善意劝告你们都听见了，作为一个堂堂的东三省总督，他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此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就连一块石头也被他感动了，可我就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他用那双线缝似的小眼睛飞快地扫视了在座的新军将领们一眼，接着说道，“我张作霖吃国家的饭，只知为国家办事；受总督的恩，只知为总督效劳。各位听好了，你们如果再不表态接受总督大人的意见，我这里的几颗炸弹可就不答应了。”他将手里的白色包裹晃了几晃，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大家同归于尽好了！”
会场顿时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得见咚咚的心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张作霖本来就是个不要命的角儿，现在又见他手里托着那么大一包炸弹，没有人不感到粉身碎骨的威胁。新军将领们果然被张作霖的恫吓给镇住了，第三镇协统卢永祥首先举起了手，其他人也跟着举起了手。就这样，赵尔巽的所谓“保境安民”的主张，遂被会议强行通过。
其实，张作霖比谁都怕死，在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谁都重要。他只不过是利用了革命党人软弱可欺的弱点，用一个伪装的“炸药包”，把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革命党人给蒙了。
他的白色毛巾里面包着的，其实是他整日不离手的几个香烟筒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