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蒋介石的又一个幕僚。图为：白崇禧与蒋氏夫妇。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人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竞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捅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
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象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
（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李宗仁，作为军人，无论在何处，多的总是英武之气。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以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抗日，所以就不采纳他的意见。实际上，陈立夫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