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们的同志和周佛海先生，我估计西南的地方势力，过去和我们关系亲密的军方实力派人物，都愿集合在你汪先生的旗帜下，为‘和平运动’尽力……”
此人乃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一个负责人——梅思平。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过江宁县“模范”县长。南京失陷后，他丢了这顶乌纱帽，便开始投向主和派周佛海的怀抱，极力为所谓“和平运动”而奔忙。他话中提到“高先生”，指的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日本人的意思是希望汪先生能出面成立一个反蒋反共反战的新政权，这样和平会有希望。所以特意让我来征求一下汪先生的意见……”梅思平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周佛海，接着说道。
保养得红光满面的汪精卫，静静地听完梅思平的话后，稍稍沉思片刻，便慢条斯理地说道：“如今武汉也沦陷了，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而且中共借抗战之机，正在扩充实力，其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胜，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国家的未来命运，更不可知。所以，为了国家，我确实很想出面挑起‘和平运动’的担子。怕只怕日本外交政策反复无常，我等进退两难啊！”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汪先生同意出山，我们就派代表去上海与日方正式商定，签订了条约，再采取行动。汪先生，你看如何？”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佛海，这时插嘴道。
陈璧君见汪精卫紧皱双眉，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迫不及待地说：“只要日本御前会议同意由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说完，又推推身旁的汪精卫，“你倒是说句话呀！”
汪精卫依然很谨慎地说：“我还是前两天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讲的那句话，‘……必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果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决无谈判之余地’，也只有接着打下去了。”
“你呀！”陈璧君不满地瞪了汪精卫一眼，愤愤地说：“你难道还看不出来？自从日本提出不以蒋介石作为谈判对手以后，蒋介石抗战到底的调子就越唱越高。他如今是骑虎难下，只得长年累月地拖。现在大家守在重庆，也只是在为蒋介石一人殉葬……”
汪精卫还是不置可否。第一次游说没有达到目的，但周佛海、梅思平和陈璧君，都摸透了汪精卫的心思，看出他早就想脱离老蒋另起炉灶进行“和平运动”了，只不过担心搞不好，会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之后，周佛海等接连几次去找汪精卫，向他保证，云南、四川、广东一直受老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只要他一出山，树起旗帜，就会出来支持他的新政权，劝他不要顾虑太多。陈璧君的态度也很积极，一再怂恿汪精卫答应此事。汪精卫在他们的一再怂恿下，终于答应让梅思平和在香港的高宗武为他的代表，去上海跟日本人谈判。条件是他要在日本人统治之外的中国某地，成立一个新的反蒋、反共、反战的国民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如果日方允诺这一条件，便可进一步商定行动的具体条件和步骤。10月底，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条件，离开重庆去了香港。这是汪精卫投敌卖国的第一步。
原来，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汪精卫就处心积虑地想走这一步。只不过当时他手中没有实权，军政大权全掌握在老蒋一人之手，他左右不了时局，只能接二连三地给老蒋写信或面谈，让老蒋放弃抗战的主张。而老蒋的内心深处，也并不想与日本人抗争到底，但他迫于全国军民的抗战激情，不敢贸然提出和谈。由于淞沪抗战，中国方面以空间赢得了时间，粉碎了日本政府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速战速决”阴谋，日方自知与中国长期作战于己不利，于是请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当时，日方提出的条件有七点：承认伪“满洲国”，内蒙独立；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驻兵区域；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税；根绝反日运动等。
当时，老蒋自然不敢接受这一放弃国土、丧失主权的停战条件。他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况，也就是说，承认伪“满洲国”，把东三省让给日本人。可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华北地区的太原、石家庄、德州相继失陷，江南方面则是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京危在旦夕。老蒋为保首都同意以日方提出的七条为基础进行和谈。孰知日本人得寸进尺，又提出了在日占区建立伪政权，要求中方赔偿日方侵华战争的经济损失等四条无理要求。老蒋意识到，若答应日本的这些屈辱条件，他和国民政府都将被全国军民所唾弃，而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拒绝了这些条款。陶德曼的调停也至此中止。恼羞成怒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殣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加之日本人在南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就进一步坚定了老蒋抗战的决心。
可是，在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之际，早年留学日本的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便与曾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