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等，以示纪念。
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一千余人出席大会。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为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
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
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
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全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发型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项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临时搭成一座大帐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
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抓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们一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各个集中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
1942年4月1日，准备了二个多月的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表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三种人加起来共五百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
下午举行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十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组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后十分欣赏，便大肆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