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匹，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份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借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西安事变，戴笠冒死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调兵遣将，声称“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成功阶段，并继续推销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声称俟将红军“剿灭”，即以全力抗日。蒋介石前往西安时，戴笠因为南京有事没有随侍而去，只是电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负起保卫责任。
12月9日，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广场集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并准备在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宪警、特务对游行请愿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学生多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原来，强烈要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