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
谢葆生以行家的身份，吩附杜家佣人捧进军装，服侍杜月笙穿戴起来，转身又让照相师在厅里布置背景，架起相机，调好灯光。
穿起军装，杜月笙的手不知怎么个放法，步子怎么个迈法，别别扭扭地从后屋子里出来。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全身像，又照了一张半身像。
第二天，照片送来了，杜月笙特地配上了一个镜框，挂在他第二进的厢房里。他站在两尺远的地方，端详自己的仪容，觉得自个生相不够魁伟，一点也显不出赳赳昂昂的气概来，还是平日长衫一领，西裤一条，能衬了颀长的身子那飘逸潇洒劲来。
“先生，有位客人要见你。”正在自我欣赏之际，有个佣人进来了，递上一张名片。
“《时事新报》记者陆迅”，杜月笙两个指头撮着一张名片，低声地读着，“可我不认得这个人呀！”
“他说有要事禀告。”佣人补充说。
“好吧，让他在客厅里等我。”
过了好长时间，大概总有半个小时吧，杜月笙才背着手踱出来接见。客厅里的那个新闻记者，见杜月笙如此怠慢，心里有些愤愤然，可见一见面，几句寒暄客套后，又觉得杜老板气度不凡，于是便凑近杜月笙的耳边说：“这是我刚刚收到的一篇社会新闻特写，被我扣了下来，请您过目。”
说着，便把稿子递了过去。杜月笙接过一看，顿时脸色变了，拍桌子骂道：
“杂种，想敲竹杠！”
“杜先生，我是好心……”
“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我杜月笙凭良心做事做人，对朋友最讲义气。这篇文章讲这诱杀汪寿华，真是含血喷人！天理良心，汪寿华的事情先没听到一点风声，他被人杀死，我直到前日才听人说。这个人讲，是我打电话骗他出来的，他亲眼看见我的手下人顾嘉棠、叶焯山杀的。瞎说八道，娘个×，我剥的鸟皮！”
“杜先生，您消消气，”陆迅有些害怕了，“那个作者比较听我的话，我关照他外头不许乱说，他不会乱说的。这稿子就让您处理吧。”
“本来，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既然陆先生讲了，我就放他一马。”杜月笙掏出个本子，写了张条子，交给那记者，“陆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里有数。明天，你到这地方去领五百块银元。”
“这？杜先生，我可不是为钱……”
“这个我晓得，我们交个朋友，千万收下。这样吧，明天你把那个也带去，让他们当面看看顾嘉棠和叶焯山两个人，不要弄错，澄清事实后，你也可代我辟一下谣。”
“好吧，杜先生的吩咐，我一定从命。”
记者走了以后，杜月笙叫来顾嘉棠，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假使这记者耍滑头，自己一个人来呢？”顾嘉棠问。
“不付钱，打发他回去。”
“两个人统统干掉，还是只除一个？”
“难道这也要我教你？”
“我反应慢，请杜先生不要见怪，我这就去办。”
两天后，有人在漕河泾的荒野中，发现两具尸体，一个是《时事新报》的记者陆迅，还有一个就是《汪寿华被杀目击记》的作者。
从此之后，杜月笙的地位在上海滩又进一步提高。混迹十里洋场的各色的人等都把他看做至高无上的教父。有什么棘手困难的事情，人们都去找杜月笙，而不去找黄金荣了。随着“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与蒋介石的交往日深，杜月笙成为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