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能获得统治者所簪之花，是臣子所光荣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簪花者具有“才俊”的含义。
这种皇帝对臣子的赏赐，从唐开始，一直到明末，除了元代以外，均有记载，尤以宋代为最盛。
这种荣耀感，正是男子簪花文化兴盛与消亡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民间男子簪花的风俗，与唐代上层社会宴饮风俗相同。
大多数情况之下，唐代诗歌中，总是把男子簪花，与饮酒相结合。
李梦符《察考取状答》：“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张泌《酒泉子》：“咸阳沽酒宝钗空，笑指未央归去，插花走马落红，月明中。”
黄滔《断酒》：“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丝管合时思索马，池塘晴后独留僧。”
有时还直言喝醉：崔道融《春题二首》崔道融“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
杜光庭（一和郑邀）《山居三首》：“夏狂冲雨戏，春醉戴花眠。”
可见在当时，宴饮与男子簪花，是两项有密切关联的活动。这正说明，男子宴饮簪花，是茱萸会的发展。
中国对节日的庆祝，大多与宴饮相结合，这也就决定了宴饮习俗与节日习俗结合的紧密。所以，簪花之风，也就从一种节日的风俗，推而广之，逐渐在其它有宴饮的节日中出现。
重阳节的茱萸，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佩戴，变成了簪在头上。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是年十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
卢纶《九日奉陪侍郎登太白楼》“茱萸一朵映华簪。”
人们把菊花插在头上，代替茱萸。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
赦免或处死犯人时，狱卒簪花。
《宋史》卷六十五：“（绍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我冤。”
《梦梁录》卷五：“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
簪花风俗在宋代，达到鼎盛。簪花风俗在官场非常流行，而且已经制度化、礼仪化，并在正史中有记载。
“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
“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儿，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
《铁围山丛谈》卷六：“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
牡丹已开，皇帝游幸皇宫附近的金明池簪的是宫花（绢帛做的假花）。但皇帝更喜欢一尺多大的真牡丹，姚黄因其色与形是被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但是也有不簪花的时候。
检《会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
中兴以后，宋皇为了笼络人心，把许多原本只在官僚最上层才能被使用的东西，也逐渐向官场的下层延伸，簪花就是其中一种。但所簪之花的种类，根据官员品阶高低和官职的不同，而分等和类。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梦梁录》卷六“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宰臣枢密使各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自训武郎以下……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转动。诸司人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
可以想象，那些在书本中很严肃的宋代士大夫，把彩花戴在头上，而人们按照他们插戴花朵的颜色、大小、质地的不同，而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情景。
宋代，国家虽久经战乱积贫积弱，但统治者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缺乏汉唐朝廷的励精图治精神，贪图安逸纵情享受。簪花作为一种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广泛存在的风俗，因为宋代统治阶级的推广，又被赋予了奢华内涵。
“（司马光）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簪花在宋代，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符号。
宋代皇帝赐花，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比唐代的记录，更加详细，而且赐花已经礼仪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立，内侍进班奇